连日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持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2月26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一家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核心救治点,迎来了首批23名康复出院的患者。
2月20日,武汉的临床研究数据显示,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的102例轻症患者,其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短2天,临床治愈率提升33%,且转为重症的比例降低了27.4%。
2月17日,一项覆盖10个省5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观察显示,在701例使用“清肺排毒汤”的确诊病例中,已有130例治愈出院,51例症状完全消失,268例症状明显改善,212例病情稳定无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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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救治中,中医药的参与率在湖北地区超过75%,在全国其他地区则高达90%以上。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与疾病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独特医学体系,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一株草药,一枚银针,护佑了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在此次抗疫战场上,古老的中医药再次焕发新生,成为对抗疫情的重要力量。
抗疫前线,中医药力量全面集结
2月2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一名住院仅6天的患者,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顺利康复出院。
“在我们负责的重症病区,坚持中医主导治疗,中医药使用率达到100%。目前大多数患者核酸检测已转阴,病情显著好转。”负责该患者治疗的第四支国家中医医疗队领队方邦江教授介绍道。
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自首支国家中医医疗队于1月25日组建以来,已有577名国家队员驰援武汉。全国中医系统更是精锐尽出,近4400名医务人员从600多家中医院奔赴湖北抗疫一线。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更新至第六版,并从第三版起正式纳入中医诊疗方案。
为持续优化中医方案,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自1月21日起便深入一线,开展调研、查房和方案修订工作。在广泛听取临床意见的基础上,专家组结合实战经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第六版诊疗方案中的中医治疗部分。
在临床一线,中医药疗法获得了患者的广泛认可。
患者金先生在医疗队接管病区后,开始接受中医药辨证治疗。医疗队根据其病情变化和用药反馈及时调整处方,最终其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符合出院标准。
“服用中药,配合中医护理,效果非常好,感谢中医医生!”2月6日出院时,金先生激动地表示,并鼓励同病房的病友:“要相信中医,坚持治疗,下一个出院的就是你!”
据黄璐琦院士介绍,临床调查显示,重症患者中约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中约90%希望用中药干预,许多隔离点患者也期盼中医药能早期介入。
在湖北之外,中医药抗疫工作也全面铺开。全国31个省(区、市)的省级专家组均有中医专家参与,其中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专门设立了省级中医药专家组。
例如,北京地坛医院从收治首例患者起,中医药人员便全程参与;广东组建了省级中医药防治专家组;江西则要求所有定点医院确保有一名中医师全程参与救治,所有病例全程使用中医药。
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联合发文,要求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强化联合会诊制度。截至2月17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已达60107例,占总数的85.2%。
扶正祛邪,彰显中医药独特价值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体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战略远见。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层面多次强调坚持中西医结合。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全国各地统筹中西医资源,协同攻关,形成了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强大合力。
疫情初期,国家便组织黄璐琦、仝小林、张伯礼、刘清泉等资深中医药专家赴武汉诊察患者,推动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
“通过对早期百余例患者的诊察分析,结合武汉地域气候特点,我们判定新冠肺炎属于中医‘湿瘟’范畴,病性以‘湿毒’为主。”首批抵达武汉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刘清泉院长指出。
《黄帝内经》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属“外邪”,防治关键在于“扶助正气、祛除病邪”。
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院士解释道:“中医治疗并非直接杀毒,而是通过调节人体自身机能,提升免疫力,从而对抗病毒。”
1月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清肺排毒汤”的临床筛选研究。在四省开展的临床观察显示,其治疗214例患者的总有效率超过90%。
国医大师薛伯寿认为,“清肺排毒汤”融合了张仲景经方之精华,既能祛寒闭、利湿邪,又可防疫毒内陷,兼顾调和肝胃,顾护脾胃功能。
2月6日,该方被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用于中西医结合救治。第六版诊疗方案将其列为通用方剂,并针对不同分型(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及恢复期)给出了具体的辨证用药指导。
在武汉,该方已配送至部分社区隔离点及方舱医院;在全国,多省已将其列为院内制剂,四川省更将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中国中医科学院刘剑锋副所长指出:“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清肺排毒汤’正是基于寒湿疫的病机认识,以温肺散寒、健脾祛湿为治则而设。在临床应用中,还需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地域气候特点进行加减化裁。”
例如在江夏方舱医院,医生们在通用方基础上,对轻症中症状偏重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辨证施治,开具针对性处方。
历史长河,中医药始终守护健康
回顾中华民族历史,中医药与疫病的斗争从未间断。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中国有史可考的疫病流行达321次。
“我国古人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中国疫病史鉴》主笔梁峻介绍,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疫病记载,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更是我国首部传染病诊疗专著,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则开创了免疫疗法的先河。后世医籍对疟疾、麻疹、白喉等传染病均有详细论述与治法。
历史学者曾注意到一个现象:清代中国瘟疫频发,人口却从一亿激增至三亿,同期欧洲人口仅一亿五千万且增长缓慢。这背后,中医药的贡献不容忽视,尤其是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的推广。
天花曾是人类噩梦,直至1980年被世卫组织宣布消灭。这一伟大成就的源头,可追溯至中医的人痘接种术——通过让健康人接触天花痘浆以获得免疫力。该术于18世纪传至海外,启发了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进而发展为现代疫苗技术,成为对抗传染病的利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再立新功。上世纪50年代,蒲辅周先生运用中医药成功控制北京乙型脑炎疫情;2003年抗击SARS时,明代《瘟疫论》的方药被重新启用并发挥效用;屠呦呦研究员从《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发现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历史上,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瘟疫曾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而中华文明能绵延不息、人口持续增长,中医药的守护功不可没。
“几千年与疫病斗争的历史,为中医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都从未缺席。”刘清泉院长强调。
在此次新冠肺炎阻击战中,国家建立了中西医联合救治会诊制度。刘清泉认为,不应简单比较中西医孰优孰劣,两者理念互补、协同发力,才能更快促进患者康复。
疫病始终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凝聚古老智慧的中医与代表现代科技的西医,都是守护生命的宝贵力量。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仍在继续,西医致力于病原研究与疫苗开发,中医则在辨证施治中持续发力。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我们必将赢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